“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领域滥用的结果。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而来的。因此，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要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谈起。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
进化论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其正确的一面在于：地球上的生物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适应生存环境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的；这种变异，在每一种生物身上都绝无例外；若不能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则必然遭到灭绝。其错误的一面在于：生物的进化实际上只发生在同一个物种之内，而不发生在不同物种之间，即不存在一个物种向另一个物种进化的现象；至于最终得出“人类由猿类进化而来”的结论，则纯属荒诞的臆测。尽管各个物种的出现有着时间先后的差异，但不能以此推断后出现的物种是由先出现的物种进化而来。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斯宾塞这种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就未免有些牵强；至于他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差异。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在其《天演论》中，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其学术价值，不能完全否定。这里所要批判的，主要集中于一点：就是将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规律搬到社会学的研究中来，公开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公然将以强凌弱的强权主义宣称为“社会伦理”。

将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生物学理论推广到哲学、社会（特别是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一种学说。兴起于19世纪中期，流行于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前期，主要代表有英国的H·斯宾塞和W·白哲特，奥地利的L·贡普洛维奇，美国的G·萨姆纳等。内部流派复杂，共同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社会同样受生物界“自然选择”规律支配，成功者为适者，理应成为主人，失败者为不适者，应自负其责，无权得到他人或政府的帮助。在对外关系方面断言盎格鲁萨克逊人或亚利安人等民族或种族素质优越，负有统治其他人类的权利和使命。这种学说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哲学基础，二次大战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社会学的进展二渐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