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商周王位继承制度。

（1）简介：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文化工程。该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2）背景：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迄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上溯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千百年来，无数学者为改变这一状况而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然而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是无法由一己之力来完成的。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改变“有世无史”的时间已经成熟。
（3）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先后完成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的研究。
（4）成果：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鉴定以及对古天文学记录的整理，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为标识的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并明确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的具体在位年代；推定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并明确了商武王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对于商代前期的历史给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也相应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5）意义：“夏商周断代工程”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理清了先秦历史的起承转合和发展脉络，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迄今为止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代表，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同时，该工程的顺利完成也开启了二十一世纪交叉学科共同研究的范式。

在墓葬制度方面，商代流行以墓道的有无和多少来体现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如殷墟西北冈王陵区的王墓带有四条墓道，王的至亲如儿子的墓葬往往有南北两条墓道，地区略低一些王族或其它高级贵族的墓葬仅有一条墓道，或没有墓道，一般平民墓则根本没有墓道。我们迄今还未发现周王的陵墓，但在沣镐遗址张家坡墓地的井叔墓、河南浚县辛村卫候墓、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以及在北京琉漓河发现的燕侯墓都发现带南北两条墓道或一条墓道的大型墓，而中小型墓葬则为没有墓道，可见商代以墓道的有无和多寡表现主人生前身份的制度被周王朝所继承。在墓地制度方面，殷墟商代晚期的王陵是自成区域，与一般平民墓地相隔离；一般贵族的其它成员则是“聚族而葬”。在西周时期，亦与商代相同，即王侯墓往往独居一处，远离一般社会成员的墓区，形成“公墓”，而一般贵族及其宗氏、则聚族而葬，形成“邦墓”。如在山西天马北赵发现的晋侯墓地共有十余座带墓道的大型墓，周围不见中小型墓葬，这应当是一处晋侯的公墓地。由此可见，在商代晚期已现雏形的“公墓”和“邦墓”的制度在西周时期广泛流行，成力西周墓葬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周代，还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即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周王为核心而形成的维系贵族之间乃至整个社会内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完整制度。它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周王是周族中最高的族长，其长子为大宗，继承王位。周王的其余儿子为小宗，被分封为诸侯。各诸侯在本国内为大宗，诸侯的长子继任为侯，诸侯的其余儿子则被诸侯封给采邑，作为卿大夫。卿大夫的职位也是由其长子继承，其余儿子被封为士、分给采邑。每个周王诸侯或卿大夫都是他所在贵族的族长，其宗族的成员一般居住在一起，受族长的控制和保护，死后则同一宗族的成员要埋在同一墓地。商周时期的墓地中往往成群的墓葬集中在一起，就是这种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习俗在墓地中的反映。由于周王朝是以周人为核心建立的，而周王即是最高的行政首领，又是周人中最大的族长，因此他将行政权力与族权集于一身，他君王的地位不仅来自行政方面，而且来自家族方面。各地的诸侯都是周王册封的，在行政上隶属于周王，，是周王的臣民，在宗族关系方面，诸侯多是周王的宗亲，是从周王的大宗中分离出来的小宗，在亲族关系方面也附属于周王，宗法制度就是这样在通过分封制建立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关系及与周王在行政方面的隶属关系之外，又罩上了一层以宗族关系确定尊卑秩序的网。分封制与宗法制度结合，政权与族权相结合，从而使西周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周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除分封制和宗法制之外，还推行了一整套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制度，史称“礼乐制度”。据文献记载，周公摄政后，作“礼乐”。礼乐制度起源较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已具雏形。周王朝建立后，积极吸收、继承了商王朝的礼制，并根据周代的情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换句话说，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在继承商代礼制的基础上，根据周人统治政权的需要而制订并不断充实，完善的。西周时期的礼制表现在贵族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衣冠服饰，到食用器具，再到出行车马，都依身份的高低而有严格的规定。以食用器具为例，只有贵族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青铜的鼎、簋、爵、觯、壶、卣等礼器，而其中又以鼎簋为代青铜礼器的核心，这一点与以觚、爵等青铜酒器作为礼器核心的商代显然不同。在周代的文献记载中，有关于周代贵族用鼎制度的记载。按照这一记载，周代天子使用九件鼎和八件簋，诸侯用七鼎和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这一记载的可信度曾被怀疑。近几十年来各地发现的周代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青铜礼器。墓葬中青铜鼎的数量多是奇数，而铜簋的数量却是偶数，且铜簋的数量往往较铜鼎少一件，即如有两件簋，则有三件鼎；有四件簋，便有五件鼎；六件簋则配七件鼎，而且规模越大的墓葬随葬鼎簋的数量越多，而稍小的墓葬则鼎簋的数量也较少。规模更小的墓则没有青铜器随葬。上述考古发现与古代记载的以鼎簋的有无和数量来表现主人身份的制度在周代确实曾经实行过。在西周初年的沣西客省庄77M1墓葬中，随葬铜鼎3件、铜簋2件，其中的2件铜簋的形状和大小相同，3件铜鼎中的2件形状和大小相同。反映出当时“列鼎”制度处于萌芽阶段。迄今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列鼎”的墓葬是陕西宝鸡竹园沟1号墓，该墓中随葬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的铜鼎3件，另有2件纹饰相同而大小有别的铜鼎。该墓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在宝鸡茹家庄1号墓，该墓中随葬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的铜鼎5件和铜簋4件，该墓的年代是穆王时期。上述发现表明，在西周早期偏晚，列鼎制度已经形成。这种列鼎制度不见于商代，是周人的发明。在王畿地区之外，列鼎的出现年代稍晚，到了西周末年，在周王朝控制的地区，普遍实行了列鼎的制度。春秋中期以后，周天子的地位则日益衰落，一些主要的诸侯国势力增强。他们吞并其他小国，为争夺霸而大动干戈。这些诸侯国的国君越来越不把国王放在眼里，他们擅自采用了西周时期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各种礼仪，这种行为被古代文献称为“僭越”。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诸侯墓葬中，常可见到随葬九鼎八簋的情况。如河南郑韩故城发现的春秋中期的青铜礼乐器坑中，便出土了4套列鼎，其数量皆为九鼎八簋。表明当时“列鼎制度”虽然仍然实行着，但其创始之初的明君臣、尊王权，维护周王朝统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为各地诸侯显示自己势力的工具。与此同时，随葬七鼎六簋的卿大夫的墓葬也不鲜见。表明诸侯的部下也水涨船高，跟着诸侯一道“僭越”。在晋国，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增强，最后韩、赵、魏三个上卿将晋国一分为三，史称“三家分晋”。与列鼎制度同时实行的还有使用乐器的制度。即编钟和编磬的制度。编钟最早出现于西周康王时期的陕西关中地区。目前，以陕西宝鸡竹园沟7号墓出土的3件一组的编钟为最早，其年代为西周早期期偏晚。关中地区西周中期的几座贵族墓葬中也有发现。均为3件一组。西周晚期，一组编钟增至7—8件。磬的出现早于钟。在距今约4400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显贵墓中便随葬有石磬。到了商代晚期，王室的墓中随葬的石磬制作十分精美。一般为5件一组。西周时期，编磬与编钟一道，成为乐器的核心。西周中期的贵族墓葬中，常常可以见到5件或10件一组的编磬。春秋中期之前，只有周天子和各国的诸侯才能使用编钟和编磬，春秋中期之后，一些卿大夫也开始使用编钟和编磬，这和他们在列鼎制度上的僭越是相一致的。从而表明，史称“礼崩乐坏”并不是指礼乐制度彻底崩溃，而是普遍出现了这种“僭越”的行为，其背景是周王朝势力的衰落和各诸侯国势力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