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儒家经义成为法理的基础，坚持德主刑辅，先教后刑。这反映了，当时的治国理念是（）A、内儒外法B、外儒内法C、以德治国D、以法治国

“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中“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后人简称“明刑弼教”。从字面而观，“弼”乃辅佐之义，似与“德主刑辅”的传统立法、司法原则并无不同。实则不然，“德主刑辅”中“德”为“刑”纲，“刑”要受“德”的制约，始终处于次要、辅助位置。宋以前论及“明刑弼教”，多将其附于“德主刑辅”之后，其着眼点仍是“大德小刑”和“先教后刑”。宋代以后在处理德、刑关系上始有突破。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作了新的阐释。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经过他的注解，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教”行事。这看来小小的变通之义，却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明清两代法律实施的方法、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一般说来，倡导“德主刑辅”，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限制苛刑，所以它往往是同轻刑主张相联系的。而经朱熹阐发，风行于后世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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