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儒家学派对富家的态度。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是从个人角度谈论“求富”的问题，也就是谈论富家的问题。但他严格要求一切求富、求利的行为，必须合乎义，服从义，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通过时人公认的不正当途径获取财富是可鄙的。而他所说的“义”，又是和“君子”即贵族的身分相联系的，他认为君子的职分只是“谋道”，即从事政治管理活动、治国、治民；君子的“富家”，也只能是按照礼制的规定从国家获得封邑俸禄富家。只为一己“谋食”或求利，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以糊口或富家的是“小人”即庶民百姓的事情。所以他一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既然君子不应干谋食、求利的事，也就不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议论，这样一来，富家之道就被排除于他的学术活动范围之外。
君子和士是中国传统社会掌握文化、学术的社会势力，如果他们都不应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以谋食、求利，那么，富家之道就将很难在学术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孔子是影响传统思想最大的人，他对富家问题持这种观点，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重视富家问题起了突出的作用。

墨家学派主张财富以维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度，反对积存超过此标准的财物，因而要求“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墨子·节用》），对富家自然不抱积极态度。
道家认为个人或家庭多积私财会发生贫富分化会，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以致使积私财的富贵之家也难逃覆灭，多藏必厚亡（《老子》四十四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九章）。因此，道家提倡“圣人不积”（《老子》八十一章），甚至憧憬着人类早期那种“知作而不知藏”（《庄子·山木》），即人类劳作仅足维持最低生存需要，而无剩余产品可藏的时代。
儒、墨、道、法，是先秦时期的主要学派，它们对富家问题都持淡漠的、消极的态度，这就必然使富家思想成为传统经济思想的“弃儿”，长期受到冷遇。

最先把“均”作为一个治国的方针性的问题提出来的是孔子。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他把解决“贫”和“不均”并列为“有国有家者”必须解决的两个方针性问题，他甚至把“不均”看成是比贫更严重的问题。
《老子》把“均”看作是“天道”、“自然”的表现，认为人道必须“法天”、“法自然”，在财富分配方面实现“均”的要求，“损有余而补不足”，决不可“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加剧分配不均现象。
墨家比儒家、道家更重视均富、均财。主张在消费方面实现均平，在王公大人和平民百姓之间，要去前者的奢侈之费以“益”后者的基本生理需要之物；在财富分配问题上，主张“有财者以分人”（《墨子·鲁问》）。
这些在财富分配方面主张“均”的观点，逐渐发展成为“抑兼并”的思想。
“兼并”原本是一个政治、军事术语，如兼并诸侯、兼并战争之类。秦汉以后，逐渐转用于经济方面，指夺取、侵吞别人的财富并归一己的行为。反对财富兼并，反对土地兼并，成了“均”的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法家学派认为：人天性都是自私的，“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商君书·君臣》）。“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赏刑》）。这种求利的本性，必然驱使人们各自为富家而活动。
法家虽然承认富家是产生于人类本性的要求，却不主张对人们的富家活动采取放任态度。他们认为，从事各种职业都有可能达到富家的要求；但这些途径、职业对实现富家的难易，却是互不相同的。靠从事农业生产以富家，是最艰苦的；靠作战立功以得到赏赐，是最要冒危险的；靠工商业或其他某些职业来富家，则较为容易，也较少危险。如果听任人们自由选择富家的途径，人们是不愿意选择农和战的。但是，农和战又是最有利于实现富国强兵的行业。为了驱使更多的人从事农、战，法家主张只许百姓靠农、战得到富贵，因而把农战以外可以富家的各种行业，统统堵塞住。这就是所谓“利出一空”（《商君书·靳令）。即使是以农、战富家，也不允许超过一定限度。

在先秦时代，只有代表商人利益的商家或货殖家对富家问题进行了若干探索。
先秦货殖家总结商人的经商经验，对怎样观察行情、掌握价格和供求变化的规律、抓住机遇进行经营决策，以及选拔经营管理人员等都作了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的原理。这就是早期的“治生之学”。但商家只是从微观、个人嬴利的角度考察求富问题，而不涉及当时影响国计民生的各种重大经济问题。他们的研究，孤立于当时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之外，从而使以富家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治生之学，同富国之学处于互不相涉的状态。

义利观是孔子经济思想的灵魂，是儒家对物质财富的基本态度。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把财富和伦理观念严格结合起来，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里，他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看作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自然倾向。“子罕言利”。伦理对财富获得的限制，意味着财富的获得要服从于伦理标准，即相对伦理规范而言对财富的追求要退居于次要地位。墨家和儒家一样是战国时代的显学，是与儒家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家是小生产者阶层的代表。墨家是最早的公开以利为哲学基础的先秦学派。不同于儒家的义利观，墨家以利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以利不利于人为判断义与不义的标准，利于人就是义，不利于人就是不义。“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篇》）“义，利也。”（《墨子•经上》）墨家言利的最重要方面是主张“交相利”。其基本内容是“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交利必须做到人己两利，更不能亏人以利。孔子坚决不赞成儒者或士人阶层直接参加生产。而墨子学派亲身参与生产且自苦为极。墨翟认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决定于“生财”（生产）和“用财”（消费）两个方面的情况和相互关系。他称：“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农业生产搞得好而财富的使用或消费又适当，财富就能充足。墨翟认为，要增加生产，则要增加劳动力，强调“赖其力者生”（《墨子•非乐上》），而不是提出改进生产技术。所以，墨翟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主张增加人口的，并提出了很多增加人口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就是主张节用。他认为：“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墨子•七患》）就是说，尽管生产得很努力，如果消费得多，仍无法使财富丰裕，因此，要实现国富，决定性因素在于节用，只有节用才可使财富成倍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