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重本抑末论的反对论。

在重本抑末论取得正统观点的地位后，首先对它的“权威性”提出疑问的是东汉的思想家王符。
王符也使用本、末的范畴分析经济问题。他写了《务本论》，宣扬：“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潜夫论·务本》。但他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除了农桑为本之外，在其他经济领域、政治、道德、文化中，皆有本末之分。如“工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潜夫论·务本》）。在这里，“致用”是指为一般平民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所必要的产品。“通货”也是仅指上述民生用品的流通而言。因此，王符区分本、末，不是从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着眼，而是从它们是为百姓日用，还是为贵族、达官、富豪的奢靡生活服务来立论。
宋代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商品经济有了较明显的发展，维护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主张，在经济思想领域中，也有了更明显的表现。南宋叶适是在重本抑末论成为正统观点后，首先对它进行公开挑战的第一人。他广泛征引了古代儒家经典中肯定分工和工商业的论点，指出：《尚书》讲到“贸迁有无化居”，西周对关市“几而不征”，《春秋》肯定“通商惠工”，这都说明“古圣王”主张“以国家之力扶植商贾，流通货币”，而不是把工商看作“末业”加以抑制。以此为依据，叶适作出结论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纪言序目·史记》）明代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和工商业更为发展的基础上，对重本抑末论的批评、攻击也更多起来。到清初的黄宗羲，这种批评、攻击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黄宗羲也使用“本”和“末”的范畴，也认为应该重本抑末。但他认为本、末应以是否有利于富民来划分，而不应以农和工商来区别。
他认为：当时不利于富民的行业有三类：
第一是“习俗”。指各种陋习，如送礼、宴会、祭祀方面的铺张浪费，以及“含敛”（死人口含珠宝下葬）、“刍灵”（纸人纸马）、“斋醮”（请僧道追荐亡灵）之费，等等。
第二是“蛊惑”。指因迷信、愚昧等引起的财物靡费，如庙宇、香烛、祭品、纸钱等。
第三是“奢侈”。指权贵、豪绅、巨商等荒淫侈靡生活所耗费的各种财物，如“倡优”、“酒肆”、“机坊”（指制造豪华衣料的作坊）等。人力、物力用在这些用途上，只会使用于民生日用产品生产的资源更不足，从而使广大百姓更加缺衣少食。因此，只有为“习俗”、“蛊惑”、“奢侈”服务的行业才真正是“末业”，不仅应该“抑”，而且应该“一概痛绝之”；否则，即使国家轻徭薄赋，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民仍不可使富也”。至于一般的工商业，则是富国、富民所不可少的，应该是国家保护、扶植的对象。（《明夷待访录·财计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