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最基本的经济态度是富民。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是从个人角度谈论“求富”的问题，也就是谈论富家的问题。但他严格要求一切求富、求利的行为，必须合乎义，服从义，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通过时人公认的不正当途径获取财富是可鄙的。而他所说的“义”，又是和“君子”即贵族的身分相联系的，他认为君子的职分只是“谋道”，即从事政治管理活动、治国、治民；君子的“富家”，也只能是按照礼制的规定从国家获得封邑俸禄富家。只为一己“谋食”或求利，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以糊口或富家的是“小人”即庶民百姓的事情。所以他一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既然君子不应干谋食、求利的事，也就不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议论，这样一来，富家之道就被排除于他的学术活动范围之外。
君子和士是中国传统社会掌握文化、学术的社会势力，如果他们都不应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以谋食、求利，那么，富家之道就将很难在学术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孔子是影响传统思想最大的人，他对富家问题持这种观点，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重视富家问题起了突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