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近代城市的发展。

1、高度的商业化——多功能经济中心
至1949年，上海集中了11万户商家，工厂数达1万家，占当时全国工厂数的55%。形成了外滩金融区，以及与外滩垂直的南京路、金陵路、福州路以及淮海路等著名的商业街。城市发展以此连片商务区（CBD.为核心向外扩散。
2、布局模式——三界分治、五区分立
三界分治是指旧上海存在着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五区分立是指上海旧城区被分割为五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公共租界、法租界、闸北、沪南、浦东。
由于缺乏整体的规划与协调，租界区自东向西扩展，缺乏南北向直通干道，跨区道路不能很好衔接，交通线路、车辆型号不能互通，自来水不能联网等。此外功能杂处、分区不够明确。
3、住宅——居住分异现象明显
下层平民大多居住在棚户区，普通市民一般居住在里弄（包括各式旧式里弄和新式里弄），白领阶层居住在公寓住宅或花园里弄，上层人士则住花园洋房。
4、公共建筑类型的齐备和市政设施的近代化
上海是中国近代建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类型最全的集中地。形成了行政办公、文教、金融、体育、医疗、娱乐等一整套完备的建筑类型，煤气、水电、公共交通等近代市政设施比较齐全。

鸦片战争前，由鸦片进口白银外流导致了银钱比价持续上升。加之战后持续的贸易入超和战争赔款，均需用银支付，使得银钱并用的传统币制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受外来铸币的影响，中国民间和地方政权也逐渐仿西法铸造的银币。由于没有统一的、确定的制度，铸币者越多，货币流通领域也越杂乱无章。交易中收受各种货币，不但辩伪、折算，浪费时间，稍一不慎，还会蒙受无谓的损失。这自然引发了各种整顿、改革货币制度的主张和议论。1860年以前在货币领域中的探讨和议论，仍未超出传统货币制度、货币思想的范围。1860年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逐渐发生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要解决货币领域中的问题，已不可能维持现存的货币制度，而必须以西方的信用货币制度为蓝本，进行从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转变的根本性变革。有人甚至宣扬“币制救国论”，认为改革货币制度是中国脱贫致富，转危为安，救亡图存的关键。

从1928到1949，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主要由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等进行。
（1）、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1927，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中美合作开始正式发掘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遗址。1929，裴文中主持发现了第一具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成为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划时代事件。1931，在周口店首次发现了大量的人工石制品和人类用火遗迹，从而确认了北京猿人文化。1933，又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遗址发现了3具完整的晚期智人头盖骨化石，被命名为“山顶洞人”。
（2）、殷墟的发掘。1928——1937，在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和梁思永的先后主持下，对安阳殷墟进行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清理了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和包括商王陵在内的大量墓葬和祭祀坑，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等文物。
（3）、方法论的建立。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安阳殷墟后岗遗址是，发现了著名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依次叠压的“三叠层”，解决了三者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从而标着中国考古地层学方法的成熟。40年代，苏秉琦应用类型学的方法，对斗鸡台沟东区墓地出土的陶鬲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从而奠定了考古类型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