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纳所归结的美的三要素是：
1.完整或完美；凡不完美的东西就是丑的。
2.适当的比例和和谐。
3.鲜明；鲜明的颜色被公认是美的。

神学特色和调和特色。
神学特色表现：在国家起源方面，托马斯•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说，认为政治权力的设立是因为人的理性，但人的理性来自上帝，归根结底是上帝的意旨；在政体方面，托马斯•阿奎那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学说，但他认同君主制，认为神的世界是上帝支配的，人的世界也应该是君主统治。从阿奎那的政治思想看，处处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影子，但是已经完全换作基督教的灵魂了。所以萨拜因说他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遗产的继承，主要是“当作对基础稳固的一种信仰的一种较好的哲学上的支持”。
调和特色表现：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理论竭力调和教权与王权的矛盾，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矛盾，所以萨拜因说他建立的政治哲学“体系的关键在于和谐一致”。

阿奎纳将自然看成是艺术家学习的榜样，是艺术家的老师；而上帝的心灵又是自然万物的源泉。这样，阿奎纳就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改造成了一种神学理论。艺术家模仿自然是为了学习神的“手艺”和“技巧”，这就好比是中国画论中所讲的“师法造化”一样。看来，哲学的唯心主义和艺术创作的本源并不矛盾，普洛丁的“美不在对称”而在于“太一”的观点，在于人的主观内心感知的观点，讲的是同样的道理。阿奎纳在《神名论>疏证》的4章8节讲道：“存在之物莫不源出于美和善，也就是源出于上帝，属于一个因果原则。故万事万物的存在，如在一个存有原则之中那样，沐浴在美和善之中。它们趋向美善，欲求美善，以美善为目的……万事万物，皆因美善而得其形，它们观望美善，仿佛观望一个范例因，而它们就以一个范例因作为尺度，来统辖它们的行为。”（陆扬《西方美学通史》中世纪文艺复兴卷P212，上海文艺1999）也就是说，源出于上帝的美善，就是万事万物的范例，故而也是艺术家的最终的范例。
我们看到，从柏拉图到普洛丁，到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是排斥文艺的。但是，一旦阿奎纳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相结合，文艺的存在显然也是由“神”和“上帝”决定的，因像阿伯拉所争取的那样，到了阿奎纳这里，文艺获得了稳固的生存位置。

（1）阿奎那基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学说。他认为统治者被授予权柄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谋求私利，而是让他们谋求自己治理的区域的公共幸福。他区分了正义的政体和非正义的政体。如果一个自由的人的社会是在为公众幸福的统治者治理之下，这种政体就是正义的。相反的，如果那个社会的一切设施服从于统治者的私利而不是服从于公共福利，这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是非正义的。
（2）阿奎那根据统治者是有许多人还是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来担任分了六种不同的政体。
正义统治包括：个人担任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制、少数人担任统治者的贵族政体，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体。
相对应的非正义统治包括：暴君制、寡头政体和暴民整体。其中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暴君制是最坏的政体。
（3）阿奎那认为在符合正义原则的前提下，统治者的人数越少越好。
首先，凡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的，就比多样体更容易产生统一。
其次，自然始终以最完善的方式进行活动，最接近自然的方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其三，经验证明，凡多数人统治的城市和省份，常常由于相互倾轧、不断纷争而陷于分裂。因此，有一个国王执政是最好的政体，同理，有一个暴君执政的政体是最坏的政体。
（4）他还认为无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甚至共和制都有蜕变为暴君制的可能。但要防止暴君制的出现，应当实行君主制。
（5）阿奎那强调教权至上论，世俗权利服从宗教权利。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政体，也只能保证社会的成员达到世俗的目的。但教权至上并不意味着可以免去世俗君主的责任。世俗君主的责任在于专心致志的领导他所支配的社会走向幸福生活。
第一，必须维护它所统治的社会的安定；
第二，必须保证不让任何事情来破坏这样建立起来的安宁；
第三，必须殚精竭虑不断扩大这种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