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对于这种看法，你如何评价？

中华文明拥有自身悠久的正义传统，自先民以来就形成了伟大庄严的正义精神。对于利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重义轻利的说法。利即是一个人的所得，义是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所以利、义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正确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义利关系是辩证的，利是义的存在基础，义是利的价值导向。正义而谋利就是强调，即没空洞的义，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一名准公务员，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利义观，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更好的帮助群众。所以对于我来说，利义就像是鱼和熊掌，若要选择其一，我认为义要大于利，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例子是不缺乏的。

我们国家为了能更好发展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路中我们将发展政策从又快又好的反转，转变为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好绿水青山。我们要做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营造更优美的环境。

湖北省的三万活动就是重义轻利的最好表现，党员干部真正走进人民群众中，寻找人民群众中出现的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优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之所以能够得天下，就是因为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因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湖北“三万”活动让大批干部深入到农村，深入到最基层，深入到最偏远的地方去访民情，进行调查研究，去送政策，去帮助农民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开展这项活动中，把很多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更好的发展湖北。真正做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吴天祥作为武汉市武昌区政府巡视员，从事志愿者服务三十多年，一心一意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他倾其所有救济困难的下岗职工，甚至把女儿用来结婚的新房让给困难户；４次跳入长江救人，捐骨髓捐钱物帮助他人；他先后照顾过２６位孤寡老人、６名孤儿，结识了３００多个“穷亲戚”。吴天祥的精神更好的体现义大于利。

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道义，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变得自私自利；如果每个人都重视道义而轻视利益，那么将再也不会出现老人跌倒无人搀扶，再也不会出现偷盗现象，再也不会出现中国式陋习现象。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美好。

孔丘提出由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这条培育人才的路线，可简括称之为"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包含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 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经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 “学而优则仕” 口号的提出，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最重要的意义： ① 反对不学而仕的世袭制，为平民开拓了从政的道路； ② 把学优与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保证仕优，有利于推行贤人治邦，改良社会政治。 但是，这一教育目的论对中国古代教育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①过于突出教育的政治功能，忽视了教育的经济功能，强化了中国“官本位”的传统观念； ②以名利为诱饵，使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入学读书始，就产生严重的功名意识，形成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