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1）仁政与仁政说 
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他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抨击暴政，反对人殉。 
孟子、苟子适应时代的变化，将孔子的仁学发展为更为完整的王道仁政说。 
（2）“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孑L子主张“为国以礼”，实行礼治，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特权，在法律上孔子主张“为亲者隐”，“为尊者讳”。 
孟子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主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礼。 
苟子对儒家的礼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以封建等级制的内容。他认为，礼是“强国之本”，人们都须严格按照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分享权利和物质利益，“使有贵贱之等”，“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3）“为政以德”的德治论，德主刑辅论 
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提倡教化，注重道德的感化作用，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反对“不教而诛”。但他们并不否定刑罚，认为“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于是乎用刑矣”。实际上，他们主张采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两手统治方法。后人把它总结为德主刑辅。 
（4）论法与刑 
孔予要求“君子怀刑”，统治者应关心法度。他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只有遵循礼的原则，使用刑罚才能适当。 
孟子要求统治者“省刑罚”，主张“罪人不孥”，主张仁义道德和法度相配合，“德善不足以为政，德法不能以自行”； 
苟子是先秦儒家中最重视法律的人，认为“治之经，礼与刑”，要求统治者做到“进退有律”。在他看来，法律能“禁暴恶，且惩其未也”，即有禁止罪恶和防范于未然的作用。但赏必当功，罚必当罪。他主张慎刑慎杀，“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 
（5）“为民制产”，轻徭薄赋 
孔子反对追求财利，但并非不关心人民生计，主张“富民”、“足食”，“所重，民食、丧、祭”。 
孟子和苟子都主张从民之欲，为民制产，主张减轻赋税徭役。 
（6）“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儒家主张“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认为政治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的好坏，所以，“惟仁者宜在高位”。苟子更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认为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重要，但法毕竟是制定的，并靠人去掌握和执行，即仍然取决手“人”。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经过西汉董仲舒的改造，使其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有如下特征：
第一，法律是一种规章，国家用它来掌握权力并监察和处理违法者；
第二，法律是一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习惯；
第三，法律是正义的体现，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中立的权衡。
法律的目的和作用，就是谋求城邦全体公民的“公共福利”，使他们“都能进入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亚里士多德对法律进行了分类。首先从法律的性质和地位上，法律可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自然法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是自然存在的秩序。自然法是正义的体现，其内容普遍适用，永恒不变，它高于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人定法是自然法的体现，是由城邦制定的而不是自然存在的法律，其内容是经常变化的。它是衡量人们行为是非曲直的尺度，是正义的体现。他把自然法看成是基于人类本性的一种道德规范，是维系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标准。其次，从法律的表现形式看，法律可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成文法指有文字表现形式的人定法，不成文法指存在于城邦中的那些通行的习惯法。最后，从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法律可分为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就是城邦的宪法。亚里士多德的政体与法律的理论是开拓性的，对于后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提出了法律与政体统一的思想。他认为，法律决定并服务于政体，与政体相一致。正宗政体是好的政体，它制定的法律就是合乎正义的好法律。而那些不合乎正义，坏的乖戾的制体所制定的法律就是坏法律。当政体的目的是促进全城邦的共同利益即促进正义和善德时，这个政体的法律也就以促进正义和善德为目的，反芝则相反。亚里士多德也谈到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他反对自由就是各行其是的观点，主张将自由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他说，公民应遵守城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被看作与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是一种拯救。

（1）“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这是管仲的法制改良思想。管仲所说的“旧法”包括西周的礼制和刑罚制度，他主张礼的作用，特别是礼的强制作用，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也坚持周礼的宗法等级原则，同时对周礼进行了改造：一是打着“尊王”即维护周天子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和维护周礼为名，建立君主集权制。二是突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强调“万物待礼而后定”，用礼引导民众。三是打破“亲亲”宗法原则，任用贤能。四是批判“刑不可知”和轻视法度的旧传统，主张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的准则。
（2）“作内政而寄军令”，管仲主张以法理政，以法统军，以法治民，并在制度上将三者结合起来，这是管仲法律思想的主要表现。管仲对传统的分封采邑制进行了改造，提出了“四民分居定业”论和“三国五鄙”制度，建立了具有封建性质的行政管辖制度和军事编制制度。强调“以威治民”。
（3）“令顺民心”、“与民分货”的方法主张。管仲主张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以建立和维护新的封建制度，提出“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论断，视经济利益为言行表现的基础。提出“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为特征的重商主义立法思想和“均地分力”、“与民分货”、“相地而衰征”等农业政策。
管仲在政治法律和革新思想上对后世影响很大。

（一）、关于正义论的法律观：
1、关于人、城邦的论述。“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城邦是正义的产物，是实现正义的手段；
2、正义与善德。人应该有善、美德和正义这三种品质；
3、关于什么是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法律来源于正义、体现正义并以实现正义为根本目的，这是他法律思想核心的所在。他将正义分为“自然的政治正义”和“习惯的政治正义”，前者各个城邦都相同，后者则因国而异；正义更重要的是可以被分为普遍（守法）正义和个别正义，个别的正义又可分为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平均的）正义两种。以及中庸之道及其标准，就是“取其中”。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的法律观就是正义的法律观，法律离不开正义，离不开美德，因为法律本身是从社会的政治正义演化而来的，正义的原则必须寓于法律之中。
（二）关于法治观点的核心：
1、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从法治的理论基础角度，亚里士多德论述了人性论的基础和认识论的基础。人性论的基础是人类普遍存在恶性，“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认识论的基础是“众人智慧优于一人智慧”；
2、关于法治的内涵。他认为法律应当是“制定的良好和普遍的服从”，法治还应该是良法与守法的结合。以上两种理论被称作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公式，对于西方法治未来发展的价值定向有深远意义。

管仲的立法主张有两个特点，一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地位，二是重商。
（1）管仲认为，立法必须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为原则，“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物质利益的满足是遵守礼义法度的前提，他提出“仓原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论断。
（2）重视商业，力图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促进和控制经济的发展，他在农业方面有特色的思想，他主张“均地分力”“与民分货”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提出“相地面而衰征”的租赋分货原则，即区别土地的好坏，按不同的等级定额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