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文教政策。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孑L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做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此后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

汉初所实行的“无为”政治留下了种种社会矛盾，汉武帝登基后，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必须有所抉择。如要实行“有为”政治，是采用法治，还是采用德治?在政治上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汉武帝正是带着这些问题举行贤良对策的。董仲舒对此一一做了回答。董仲舒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即为《对贤良策》。 董仲舒明确指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他设计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措施。 (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依据《春秋》的"大一统”的思想， 董仲舒认为，要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首先要实现思想的统一，而统一思想应该自上而下。为此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思想统一的基调定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 (2) 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为了与独尊儒术相呼应，董仲舒提出国家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而国家兴办学校 的重点就在于办好中央大学，大学乃“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因此，他建议 “立大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任，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 “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的。

汉武帝时期，国力恢复，统治者希望有能力对国政进行整顿。在文教方面，董仲舒认为，国家必须实现思想的统一思想应该自上而下。他一开始就将思想统一的基调定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 明确指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 王者所当修饰也”。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便是“独尊儒术”。为了确保儒术独尊， 汉武帝采取了以下措施： (1) 专立五经博士。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对原先设立的传记、诸子等博士则历久不置，最后事实上归于废止。这样，就促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 (2) 开设太学。 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为博士弟子拟定了具体办法，开始“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从此，博士从一种朝廷备顾问之官转化为一种以教授为主要职能的学官。太学正式设立，博士弟子即太学生。太学的设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后各代王朝都依例设立。 (3)察举制的完全确立。 作为两汉仕进制度主体的察举制是从汉文帝时开始的。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人仕途径，并得以真正确立其在两汉仕进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则是在武帝时期。首先， 在元光元年（前134年）产生了岁举性的科目，即孝廉一科。而且人数也有了具体的规定。这标志着察举以选官常制的姿态登上了汉朝仕进的舞台。其次，武帝时察举取士的 范围有所扩大，由原来基本限于现任官吏的范围扩大到布衣之士。同时，察举科目也于 “贤良”之外，增加了 “孝廉” “秀才”等新科目。另外，在选举考试中，儒家学者受到特别的优待，开创了察举制主要以儒术取士的新局面。

董仲舒在前后三次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提出“独尊儒术”等三条建议，为汉武帝接纳，成为汉代政府的三条文教政策之一。汉初在文化教育上采取宽松政策，给各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各学派之间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董仲舒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春秋》大一统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从而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鼓励儒学的发展，对其他各家学说采取排斥态度，达到以儒学统一思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