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减租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因此，限制地租也就意味着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没收地租就意味着对土地私有权的否定。1840年以前，中国尚未有过没收地租的思想；但限租或减租的思想，却一再有人提出。唐代的陆贽认为均田制废坏后租调为地主所吞，国家及农民两方均受损害，提出了从土地所有权和地租率两个方面进行限制的主张：“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以利贫人”（《陆宣公翰苑集·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清初的顾炎武，根据当时苏南农村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特别强调了减轻地租对均贫富的意义。这一思想在近代被国民党发展为“二五减租”，并在抗战时期成为中共根据地普遍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
清初著名的颜（元）、李（塨）学派揭露了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主张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把土地逐渐由地主所有转变为耕者所有。凡地主出租的土地，准其收租三十年；三十年后，则产权转为耕种土地的农民所有。
他们认为：实现这种产权改革，耕者能有自己土地，会大大提高生产积极性。这可以说是后来洪秀全、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先声。

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本来就缺乏实施的措施。在他之后，国民党虽然抽象地继承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抛开了其给农民以土地的内容，而仅把它化为减租的主张。在一些地区实施“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即减轻佃农田租25%，并规定正租之外不得有额外索求、农民正产品以外的副产品概不纳租以及地主不得随意撒佃等。对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积极作用的。它导致了自耕农的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儿童激进，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这实际上是使中国的农业走上普鲁士的道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坚持推行这种改革的国家政权；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对这种改革的阻力不是过分强大；有较发达的工商业能吸收农村改革所产生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先决条件，在近代中国又都不具备。大地主本身就是国民党政权主要社会基础的一部分，他们的态度，对国民政府政策的制订和推行，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农村中封建统治势力根深蒂固，对减租以及限制封建特权的改革具有强大的、难以克服的阻力。此外，中国农村人口众多，而耕地相对过少，工商业又不发达，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农村过剩劳动力的竞争，就会迫使农民宁愿接受较高的地租，从而使政府关于减租的规定成为具文。

明清两代，江苏东南苏州、松江等八府，田赋特重，地租也特别高。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冯桂芬代表这一地区的士绅，通过李鸿章向清廷请求减赋，获得允准。但田赋减而地租未减，这使太平天国失败后处境极端恶劣的农民更难忍受，也引起了当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于是有陶煦等人出面呼吁减租。
陶煦在《租核》一书中把农业称作发展经济、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本”，而把减租看作“培本”的措施。他指出，若不减租，这部分余财入于地主之手，多半被用作窖藏或用以放高利贷、兼并土地，未必用于购买更多商品；即使变成购买力，也是购买各种奢侈品或用于鸦片、嫖、赌，而不见得能扩大一般工商业的市场。若减租，则农有余财，则日用服物之所资，人人趋于市集，而市集之于工贾利也；市集有余财，则输转于都会，而都会之工贾利也。他这里所说的工贾，已不是或不止是旧式的工商业。他还评论了当时人们关于开矿、修铁路、通火车等主张，并均加以肯定。
这充分表明：陶煦已从扩大国内市场的角度，把减租同发展问题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