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清末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及其确立的法律后果。

(1)清末修律的主要特点是：1)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清末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清政府迫于激变的时局，不得不“改弦更张”、“参酌各国法律”进行变法修律，但在根本问题上又坚持修律应“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民情”。因此，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坚持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的内容，即成为清朝统治者变法修律的基本宗旨。2)在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混合。一方面，清末修律坚持君主专制体制及封建伦理纲常“不可率行改变”，在新修新订的法律中继续保持肯定和维护专制统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吸收世界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大量引用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内容与先进的近现代法律形式同时显现在这些新的法律法规之中。3)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清末修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诸法合体”的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与不同，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有关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4)清末修律是清王朝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2)清末修律活动虽然在主观上讲是一种被动的、被迫进行的立法活动，修律本身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和局限性，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清末修律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随着修律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规的出现，不仅传统的“诸法合体”的形式已被抛弃，而且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其次，清末修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通过清末大规模的立法，参照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对后世特别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再次，清末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清末修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和传播了西方法律学说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使得近现代法律知识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从而促进形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法治观念。最后，清末修律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法学教育的近代化。

(1)领事裁判权，指一国通过其驻外领事对在另一国领土上的本国国民按照本国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属于“治外法权”的一种。‘清末领事裁判权制度确立于1843年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及其后的《虎门条约》中，并在其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以扩充。至20世纪20年代，相继有2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相关条约。
(2)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基本内容：中国人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间的民事、刑事诉讼案件，均依被告主义原则适用法律和实行司法管辖；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在中国发生的诉讼案件，由所属领事法院或相应机关审理；不同国家的侨民在中国发生的诉讼案件，一般均适用被告主义原则，由被告一方所属国的领事法院或相应机构审理；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与非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讼案件，如前者是被告，则适用被告主义原则，如后者是被告，则由中国法院管辖。
(3)1864年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了外国领事官员可以参与会审的专门的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制度正式形成。这一制度是领事裁判权制度的延伸。(4)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操纵中国司法的重要手段，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1)清末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实行审检合署。因此，A项错误。(2)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确立于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及随后签订的《虎门条约》；而观审制度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后，才确立的强行干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它是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因此，B项不正确。(3)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人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间的诉讼依被告主义原则：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诉讼由所属国审理；不同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诉适用被告主义原则。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与非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诉讼，前者是被告则适用被告主义原则，后者是被告，则由中国法院管辖。因此，C项正确。(4)清末实行司法体制改革后，实行审检合署，在各级审判庭内设置相应的检察厅，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同时实行审判监督，并可参与民事案件的审理，充当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因此，D项不正确。

(1)所谓礼法之争，是指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沈家本等人对清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主张应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制度，运用“国家主义”等西方国家的“通行法理”来对抗保守派的攻击，为彻底改革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辩护，因而被称为“法理派”。而张之洞、劳乃宣等认为修订新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不立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故而被称作“礼教派”。这场论争体现了在皇权专制之下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间的认识差异。
(2)法理派与礼教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关于“干名犯义”。“干名犯义”作为传统法律中的重要罪名，专指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法理派从西方国家通行的法理出发，提出废除“干名犯义”条款。而礼教派则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绝不能在新刑律中没有反映。2)关于“存留养亲”。沈家本等人认为，“存留养亲”不编入新刑律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随便就排除在新律之外。3)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等。礼教派认为，“无夫奸”和“亲属相奸”严重违反传统道德，故刑律应予严厉处罚，因此，在新律中应有特别的规定。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奸”应以教育为方，下必编人刑律之中。至于“亲属相奸”，应减轻处罚，且不必另立专条。4)关于“子孙违夏教令”。法理派认为该行为以教育为主；礼教派认为应当处刑。5)关于卑亲属是否可以对尊亲属行使正当防卫的问题。法理派主张适用；礼教派主张不适用。
(3)争论的结果——《暂行章程》。争论的结果是法理派予以妥协和退让，即无夫妇女通奸、干名犯义、子孙违反教令、对尊亲属不适用正当防卫等内容写入《大清新刑律》的附则中，称为《暂行章程》。
(4)礼法之争的意义及其说明的问题。礼法之争的焦点在于修订法律是全盘肯定封建论理纲常，还是较多地吸收西方法律原则和内容，对旧律进行大幅度的改造。双方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无夫奸”和“子孙违反教令”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不久，在礼教派的弹劾下，沈家本辞去修订法律大臣的职务。清末修律的礼法之争及其结局，说明了保守派的强大以及清政府的顽固立场，也说明了法理派的软弱性和一再退让性。不过，礼法之争在传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此后的近代法制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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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预备立宪”，乃是清政府在20世纪初进行的以预备“仿行宪政”为名的政治活动。“预备立宪”的实质是，清政府用宪政争取和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抵制革命运动，适应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需要，巩固清政府的专制统治。
(2)清政府实施预备立宪的指导原则，就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即大权由朝廷统揽，一般政务向舆论公开。可见，基于这一宗旨的预备立宪，虽然在表面上有革新的举动，但是其目的仍然是抵制革命，以维护专制统治。
(3)清末预备立宪的主要活动包括：1)成立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指导机关。2)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该文件分为正文“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从本质上看，《钦定宪法大纲》是清末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而玩弄的政治骗局。《钦定宪法大纲》通过给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披上“宪法”的外衣，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君主绝对权力，体现了清朝贵族企图继续维护专制统治的意志和愿望。不过，该文件虽然不能体现民意，但该活动拉开了中国宪政运动的序幕。3)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谘议局是清末预备立宪时清政府设立的地方咨询机关，谘议局不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地方议会的性质。资政院是清末预备立宪时清政府设立的中央咨询机构，它根本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组织。4)制定公布《十九信条》。1911年，清政府正式公布《十九信条》。《十九信条》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宪法性文件。《十九信条》承继了《钦定宪法大纲》的基本精神，但在内容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扩大了国会的权力，但是却没有规定人民的权利。这体现了清末满洲贵族企图继续以君主立宪为名，维护清朝皇统和皇帝最高统治的实质。《十九信条》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局而被迫抛出的宪法性文件。但是由于其继续体现皇统精神，因此，《十九信条》的颁行没有挽救清朝的灭亡。《十九信条》的公布，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破灭的最后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