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的禅学对韩愈、李翔为代表的唐代性理学也产生过重大影响，直接开启宋明理学陆九渊一派“宇宙便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的观点，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影响十分深远。惠能也因此成为广东人中对全国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

东晋顾恺之的“传神论”的提出，使中国画进入自觉地境界。汉代以前，中国绘画艺术都是不自觉地，都是功利与政治的附庸。“传神论”的提出，让大家知道绘画可以以传神为手段，是绘画本身具有美的价值而成为美的对象。
宗炳的《画山水论》，谈山水画的“道”和“理”，谈“卧游”、“畅神”，谈“远”、“澄怀味象”等，他把山水画和“道”联系起来了。宗炳之后，中国绘画则处处求与道契合。
宋代的文人画论。苏轼的“士人之画”、“萧散简远”、“简古”、“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等。欧阳修主张“萧条淡泊”、“闲和严静趣远”。米芾主张“高古”、“平淡天真”。晁补之主张“遗物以观物”、“画写物外形”、“大小惟意，而不在形”。黄庭坚主张以禅论画。这些观点对中国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画由画家画为主一变而成了文人写意画为主，为此，唐朝那种气相庄严的绘画退居，而文人草草的绘画居为主流。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和以禅论画。在宋代文人画的基础上，不但加强了“平淡”，进一步反对“刚硬”，使中国画走向“曲散”和“阴柔”，乃至导致“软、甜、赖、俗。”
徐悲鸿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论。这一观点的提出，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效果，以素描为基础，改变了以往以临写古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勾线平涂为基础的形式，决定了中国画的生命和形体。现代高校招生考试、学习、创造都是以素描为基础，学习中国画的人也必须学习素描课程，并运用到创作当中，中国画的面貌也开始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