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马克思“阶级论”与帕雷托“精英论”之间的关系。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把价值说成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心理感受或主观评价；而物品价值的大小，由该物品的边际效用的大小决定。但在此处，使用价值是表示这种效用引起的主观心理感觉。奥地利学派认为，一种物品要具有价值，必须既具有有用性，也具有稀缺性。奥地利学派特别强调稀缺性是价值的前提。
奥地利学派认为，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其放大效用或平均效用，而是它的最小效用。即所谓“边际效用”就是某物品一系列递减的效用中最后一个单位所具有的效用，是满足一系列递减欲望中处于被满足与不被满足的边沿之上、最后被满足的最不重要的那一具体需要的能力，即满足边际欲望的能力。边际效用是价值的尺度，产品价值的高低决定于边际效用的大小。
物品的价值是由其边际效用量决定，那么，边际效用又由什么决定呢？庞巴维克认为，它由需要及其供应之间的关系决定，当要求满足的需求越多和越强烈，而能满足该需要的物品量越少，则得不到满足的需要阶层就越重要，因而边际效用也越高；反之，则相反。

从古希腊民主思想渊源流变出来的民主内涵，经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重构与弘扬，构筑成传统民主论的经典内容。传统民主论包容了两个层面的内涵，就价值规范而言，民主意味着让每个人自由平等地参与影响自己生活的各项公共决策，并把这种参与高度评价为个人自我发展的机会。“因为控制自己行为的责任感会使个人的特点、自主精神、智慧和道德的判断力得到提高，简言之，使每个人的尊严得到提高”。正如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所言，人们只有自己亲自发现真理才能懂得真理。
就操作程序而言，民主是通过实施多数决定原则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做到人人参政。在当今各国普遍适用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全体公民并不直接参与国家的立法与决策，但通过“一人一票”的政治大法，人民行使选择人民代表和政府首脑的民主权利，并最终保有控制、监督、罢免、更换政府的权利。“人民主权”的普遍价值原则通过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等这些操作层次上的程序形式而得以实现。所以，传统民主论的基本信念是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坚信人人平等，人民应该参与也有能力参与各项政治决策，并认为通过操作层面的机制保障可以实现规范层面的价值追求。
着眼于政治系统权力的实际运作，用实证主义科学分析的维度来考察当代民主社会的现实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像传统民主论者那样乐观。埃塔诺•莫斯卡、罗伯托•米歇尔斯、哈罗德•拉斯韦尔等人的精英理论就是对传统民主理论的当头棒喝。精英论认为，民众基本上是消极、冷漠和信息不灵的人，选举和政党民主制度机制大体上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一切社会都需要领袖人物，而领袖人物只会关心维护社会组织和保持他们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任何民主社会都逃脱不了寡头统治的政治铁律。社会分为有权的少数和无权的多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统治者的少数不代表被统治者的多数。国家的决策并不反映民众的需求，而只反映盛行于精英中的价值取向，精英对民众的影响大于民众对精英的影响。精英论者观点对于传统民主论者所倡言的民主无异于釜底抽薪，因为它直接从根子上攻击着传统民主论的信念前提：每个人的价值、尊重及理性能力。
受行为主义分析方法和精英主义理论影响而又不愿抛弃民主理想的民主理论被迫选择了一个折衷但又更靠近精英论的精英主义民主视角。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系统提出了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他认为，民主是政治精英竞取权力、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选举是民主的主要标志，政治精英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但政治权力集中在政治精英手中，整个政治体系靠一个精英集团来维持。美国著名政治家罗伯特•达尔继其后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究其理论实质，也属于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达尔同意熊彼特的民主标准，但他不认为精英是铁板一块的。达尔认为社会中众多权力中心的存在是民主的出发点，国家政策不一定反映多数人的选择，而是互相竞争、多元并存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妥协与平衡。公民虽然并不直接参与决策，但个人可以通过选举在多元竞争的精英集团之间进行选择，或通过参加有组织的团体而间接影响决策。多元主义民主的预设是：如果社会体系内有众多互相竞争的精英集团通过讨价还价和妥协调和来决定国家政策，公民在选举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新的精英可以进入权力集团，那么民主的准则是可以得到遵守的。因此，达尔虽然视“民主思想为理所当然”，但他认为，民主可以补充定义为“少数人的统治”，民主过程的价值在于“多重对立的少数人”的统治，而不在于建立“多数人的主权”。在他看来，一个政体的民主性质是由多元的集团或多重的少数人来保障的。这正与熊彼特所说的“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暗中契合。达尔认为，多元论是在民众不可能直接参与决策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体系中解决如何实现民主理想问题的一种“实际办法”。但对其持批评态度的人则断言，多元论不过是一种伪装起来的精英论，多元论者更接近的是精英论者的立场而不是他所崇敬的民主传统。